多做题,通过考试没问题!

中国文学

睦霖题库>大学试题(文学)>中国文学

为什么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一部“孤愤之书”?

正确答案: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小说的集大成者。从小说史的角度考察,文言小说有它自己的发展系统,它起自六朝志怪,盛于唐代传奇,可是从宋代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这时的作品“既平实而乏文采,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它远离了现实生活,远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变成了文人的遣兴之作、时代的落伍者。到了明代,又多卖弄才情、堆砌冷僻的典故和不必要的韵文,衰败之风更为严重,已经谈不上什么成就了。唯独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别开生面,在衰败之风弥漫天下的清代,把文言短篇小说推向一个高峰。为什么蒲松龄能够殚精竭虑、孜孜不倦,二十余年如一日沉浸在《聊斋志异》创作中呢?又为什么这部写妖花狐魅、畸人异行的作品能不同于其他文言小说而广泛流传于里巷,获得“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的大力支持呢?
这正如作者在《聊斋自志》中所说“集腋成裘,妄续幽明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此外,他还写下这样一些诗句:“新闻总入夷坚志,斗酒难消磊块愁”(《感愤》),“人生大半不如意,放言岂必皆游戏?”(《同毕怡庵绰然堂谈狐》),可见,蒲松龄谈狐说鬼,绝非游戏,而是寄托孤愤,寓有深意的。这点,从他的个人遭遇和所处时带来考察,可以看得更清楚。蒲松龄出生于一个破落的书香世家,“幼有佚才,学识渊颖”,十九岁“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可是从此以后却屡试不第,始终没有中举,直到七十一岁才援例出贡。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以“穷诸生授举子业,颠倒于荒山僻隘之乡”,长期过着乡村寒儒的清苦生活。科场屡屡失利、生活穷途潦倒,使他有较多机会接触受苦受难的人民、体察民生疾苦,看到清代社会的极为黑暗、极不合理的现实、特别是对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压迫,以及水旱灾害的侵扰,更有切身的体会、他在《纪灾前编》、《纪灾后编》和其他许多诗文中,都反映了人民的沉重苦难,那是一个“垂髻女才易斗米”的社会,出现的是“去岁道旁弃儿,慈者犹或收育之,今则号嘶路侧无顾者。米价方贵。
相传漕粮已经赦者,当时复欲征,人心亦惧”的黑暗现实,这怎么能不使他“顿足欲骂”并“感于民情,则怆恻欲涕呢?”他以自己的坎坷遭遇、看到了“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与韩刺史樾依书》)他揭露政治弊端和科举黑幕,正是出于这种“愤气”,而这种“愤气”在一定程度上又体现了人民的积愤。他以富有人民思想感情的民间故事传说,写出抨击世态,抒发不平,暴露清初社会丑陋,富有反封建意义的《聊斋志异》,构成了这部伟大作者的“孤愤之书”。再从作品的表现形式来考察,作者以谈狐说鬼的方式抒写孤愤,也具有时代特点。一方面,清初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人民寄以热望的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又被镇压,清兵入主中原,清兵一切措施仍依明制、令人十分窒闷,于是便在幻想中寻找出路,谈狐说鬼,寄托悲愤,也就特别盛行,这一情形为作者提供了创作来源,使他可以从古代题材中获得创作的躯壳、然后改造创新,输入新的时代血液,写出感情充沛、艺术想象力极为丰富的“孤愤之书”。另一方面,清初思想统治异常严酷,动辄大兴文字狱,在这种高压政策下,作者满腔悲愤,不能直言,只能采用谈狐说鬼的曲折方式,来寄托孤愤、反映黑暗现实。最后,从作品来考察,不仅借狐鬼寄托“愤气”,而且常常通过“异史氏曰”这一特殊形式,自己直接出面评论,用叙议结合的方法,加强抨击的力量。如《红玉》篇中的“官宰悠悠,竖人毛发,刀震震入木,何以不略移床上半尺许哉?使苏子美读之,必浮白曰:“惜乎击之不中!”这是多么强烈的要置昏官于死地的正义要求啊!而《田七郎》勒死县令,仍觉“愤未尽雪,死犹伸之”,作者又是多么激愤地写道:“世道茫茫,恨七郎少也,悲夫!”这种议论,在书中比比皆是,它是作者愤世嫉俗精神的体现,它充分证明《聊斋志异》谈狐说鬼绝非单纯地搜奇记逸,可以“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或仅供“纪而存之”的,它是蒲松龄满腔“愤气”的结晶,是一部“孤愤之书”。
答案解析:
进入题库查看解析

微信扫一扫手机做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