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25年开始直至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以“生产相对过剩”为性质的经济危机频繁爆发，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却不断地爆发金融危机。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分析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性质、原因和根源。
正确答案:
美国这场严重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为什么会发生？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发的基本原理，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会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是由其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各个企业内部生产的有计划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同广大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这两对矛盾所决定的。从一般意义上讲，对于这场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原因，作上述归纳当然是不错的。但深入研究，就感到这种解读似乎还不够。这是因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演变，较之《资本论》所分析、研究的资本主义，已具有了诸多新特点。
就危机本身而言，此次国际性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比较，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显著特征或重要不同点。其一，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始发于工业生产领域；而此次危机从一开始就具有金融危机的性质。其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从一开始便鲜明地暴露出是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经济危机；而此次危机尽管仍同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有很大关联，但又在很大程度上同经济金融化、金融虚拟化和金融衍生产品毒化、泡沫化，以及金融监管缺失即金融自由化，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其三，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受重创的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广大不发达国家所受影响并不严重；而这次危机，虽肇始于美国，但席卷全球，世界各国无一幸免。
此次国际性金融危机所具有的上述三个显著特征，是由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在运行形式上显示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恢复、发展的“黄金期”。但凯恩斯主义也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规律，进入70年代，资本主义即陷入长达10年之久的“滞胀”。所谓“滞胀”，就是高失业、经济停滞或低增长与高通胀同时存在。比如，美国的失业率最高达9.1%（1975年），英国甚至高达13.4%（1982年），整个“经合组织”失业人数达到3050万人。在此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1975—1979年，美、英、法、德、意大利及日本等国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6%，比60年代6.6%的增幅下降60%多。与此同时，物价却飞涨，消费品物价年均上涨率60年代为3.7%，1970—1974年年均上涨率为7.9%，1975—1979年高达10.1%。一般而言，经济停滞或萎缩、高失业、高通胀等现象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运行的不同阶段交替出现的现象，前二者多发生在经济周期的萧条——危机阶段，高通胀多出现在经济复苏——高涨阶段。此次出现的经济停滞、高失业与高通胀并存的所谓“两高一低”现象，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现象。
深入剖析20世纪70年代滞胀期间“两高一低”同时存在这一新的社会经济现象，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是导致这场长达10年“滞胀”危机的重要的直接原因。二战之后，经过50年代、60年代相对平稳的发展，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增长，科学技术日益进步，资本的技术构成、从而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资本利润率也趋于下降，资本利润率的下降又导致固定资本投资疲软；为维持较高资本利润率，国家垄断资本利用其垄断地位，扭曲市场法则，强行推高物价；驱动经济复苏的另一只轮子——社会消费，因为劳动者大量失业及高通胀而持续低迷。正是这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资本主义经济只能在“两高一低”的“滞胀”隧道中挣扎、爬行。
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滞胀”的发生，是凯恩斯主义主导的国家对经济实行干预所致。他们在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口诛笔伐的同时，大肆鼓吹他们一贯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代表美英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的美国共和党里根和英国保守党撒切尔夫人先后上台执政，将凯恩斯主义扔进了历史博物馆，把新自由主义捧上了美英主流经济学的宝座。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走出了“滞胀”危机的漫长隧道。人类社会在经历长达近10年的“滞胀”危机劫难过程中，催生了对人类社会后来的发展颇具影响力的三件大事：一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二是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这“四化”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逐步取代凯恩斯主义而成为美英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至上世纪90年代初，以“华盛顿共识”出笼为标志，新自由主义最终蜕变为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三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取而代之的是要求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资本流动及资本运作“自由化”，加上美元霸权为主要内容的当代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既大幅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同时又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以及金融与资本*市场的虚拟化和病态膨胀提供了技术支撑；新自由主义则成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当代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为美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提供了最重要的杠杆或平台。这三者的媾和，成为拉动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渡的“三驾马车”。 正是在这样一种非常奇特的“三驾马车”的拉动下，70年代的“滞胀”危机，不断加剧资本向大垄断资本、特别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中的趋势。以美国为例，资产超过50亿美元的工业大公司，1955年只有8家，到1970年增加到22家，到1980年更增至52家。在“滞胀”后期，资本聚集速度明显加快。与此同时，银行资本也在加速集中，不仅大银行兼并中小银行，还出现强强合并，产生了一批空前巨大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到1977年，美国最大的50家商业银行资产达6684亿美元，存款为5212亿美元，分别占全美国1万多家大小银行总资产的56.8%和总存款的55%。其中，美洲银行、第一花旗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制造商汉诺威信托银行、摩根保证信托银行等5家最大银行的资产和存款量，分别为3224亿美元和2464亿美元，占50家大银行的总资产和总存款的比重均超过42%；而雄居首位的美洲银行，拥有资产949亿美元和存款758亿美元，占5家最大银行资产和存款总量的30%左右。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期间，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国际化步伐大大加快。在“滞胀”期间，由于美国国内经济长期萎缩低迷，固定资产投资不振，迫使金融寡头把闲置的、过剩的金融资本输往国外，并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致使美国跨国银行在海外的势力迅速增强。1954年，20个资本主义国家的99家银行控制的国外分行共1200家，美国占10%；到1977年，世界最大的50家银行共在海外设分支机构3000家左右，美国占37%，所占比重增长近2倍，分支机构数由120家左右增至1100余家，增长近10倍；1979年美国在海外投资新建和合并企业资产总额中，银行所占比重为43.3%，比制造业的资产额要高出2倍多。美国的许多大商业银行都是在70年代的“滞胀”期间发展成为庞大的跨国银行的，也就是说，美国的金融垄断资本在70年代的“滞胀”期间加速蜕变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
就危机本身而言，此次国际性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比较，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显著特征或重要不同点。其一，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始发于工业生产领域；而此次危机从一开始就具有金融危机的性质。其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从一开始便鲜明地暴露出是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经济危机；而此次危机尽管仍同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有很大关联，但又在很大程度上同经济金融化、金融虚拟化和金融衍生产品毒化、泡沫化，以及金融监管缺失即金融自由化，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其三，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受重创的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广大不发达国家所受影响并不严重；而这次危机，虽肇始于美国，但席卷全球，世界各国无一幸免。
此次国际性金融危机所具有的上述三个显著特征，是由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在运行形式上显示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恢复、发展的“黄金期”。但凯恩斯主义也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规律，进入70年代，资本主义即陷入长达10年之久的“滞胀”。所谓“滞胀”，就是高失业、经济停滞或低增长与高通胀同时存在。比如，美国的失业率最高达9.1%（1975年），英国甚至高达13.4%（1982年），整个“经合组织”失业人数达到3050万人。在此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1975—1979年，美、英、法、德、意大利及日本等国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6%，比60年代6.6%的增幅下降60%多。与此同时，物价却飞涨，消费品物价年均上涨率60年代为3.7%，1970—1974年年均上涨率为7.9%，1975—1979年高达10.1%。一般而言，经济停滞或萎缩、高失业、高通胀等现象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运行的不同阶段交替出现的现象，前二者多发生在经济周期的萧条——危机阶段，高通胀多出现在经济复苏——高涨阶段。此次出现的经济停滞、高失业与高通胀并存的所谓“两高一低”现象，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现象。
深入剖析20世纪70年代滞胀期间“两高一低”同时存在这一新的社会经济现象，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是导致这场长达10年“滞胀”危机的重要的直接原因。二战之后，经过50年代、60年代相对平稳的发展，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增长，科学技术日益进步，资本的技术构成、从而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资本利润率也趋于下降，资本利润率的下降又导致固定资本投资疲软；为维持较高资本利润率，国家垄断资本利用其垄断地位，扭曲市场法则，强行推高物价；驱动经济复苏的另一只轮子——社会消费，因为劳动者大量失业及高通胀而持续低迷。正是这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资本主义经济只能在“两高一低”的“滞胀”隧道中挣扎、爬行。
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滞胀”的发生，是凯恩斯主义主导的国家对经济实行干预所致。他们在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口诛笔伐的同时，大肆鼓吹他们一贯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代表美英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的美国共和党里根和英国保守党撒切尔夫人先后上台执政，将凯恩斯主义扔进了历史博物馆，把新自由主义捧上了美英主流经济学的宝座。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走出了“滞胀”危机的漫长隧道。人类社会在经历长达近10年的“滞胀”危机劫难过程中，催生了对人类社会后来的发展颇具影响力的三件大事：一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二是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这“四化”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逐步取代凯恩斯主义而成为美英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至上世纪90年代初，以“华盛顿共识”出笼为标志，新自由主义最终蜕变为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三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取而代之的是要求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资本流动及资本运作“自由化”，加上美元霸权为主要内容的当代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既大幅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同时又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以及金融与资本*市场的虚拟化和病态膨胀提供了技术支撑；新自由主义则成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当代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为美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提供了最重要的杠杆或平台。这三者的媾和，成为拉动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渡的“三驾马车”。 正是在这样一种非常奇特的“三驾马车”的拉动下，70年代的“滞胀”危机，不断加剧资本向大垄断资本、特别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中的趋势。以美国为例，资产超过50亿美元的工业大公司，1955年只有8家，到1970年增加到22家，到1980年更增至52家。在“滞胀”后期，资本聚集速度明显加快。与此同时，银行资本也在加速集中，不仅大银行兼并中小银行，还出现强强合并，产生了一批空前巨大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到1977年，美国最大的50家商业银行资产达6684亿美元，存款为5212亿美元，分别占全美国1万多家大小银行总资产的56.8%和总存款的55%。其中，美洲银行、第一花旗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制造商汉诺威信托银行、摩根保证信托银行等5家最大银行的资产和存款量，分别为3224亿美元和2464亿美元，占50家大银行的总资产和总存款的比重均超过42%；而雄居首位的美洲银行，拥有资产949亿美元和存款758亿美元，占5家最大银行资产和存款总量的30%左右。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期间，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国际化步伐大大加快。在“滞胀”期间，由于美国国内经济长期萎缩低迷，固定资产投资不振，迫使金融寡头把闲置的、过剩的金融资本输往国外，并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致使美国跨国银行在海外的势力迅速增强。1954年，20个资本主义国家的99家银行控制的国外分行共1200家，美国占10%；到1977年，世界最大的50家银行共在海外设分支机构3000家左右，美国占37%，所占比重增长近2倍，分支机构数由120家左右增至1100余家，增长近10倍；1979年美国在海外投资新建和合并企业资产总额中，银行所占比重为43.3%，比制造业的资产额要高出2倍多。美国的许多大商业银行都是在70年代的“滞胀”期间发展成为庞大的跨国银行的，也就是说，美国的金融垄断资本在70年代的“滞胀”期间加速蜕变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
答案解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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